价格双轨制下的开封化肥风波

　　今日的开封开化公司门前，已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堵门购化肥的情景，68岁的杜大壮现在还记得20多年前发生在河南开封的那次“化肥风波”。

　　1983年，开封农业部门的领导开始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人。

　　从那年开始到1989年长达6年的时间里，开封地区的农民买不到政府供应的平价肥，只能花高价购买“条子肥”。

　　对开封“化肥风波”跟踪采访6年的吴思说，这场风波的实质，就是那些“官倒”们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增加化肥供应量，政府退出，市场放开。最终，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拿着批条买化肥

　　4月18日，刚经过一场春雨洗礼的开封尉氏县城关镇麦田中，农民忙着给小麦追肥。

　　杜大壮，这位68岁的农民也不例外，他手端盛满化肥的盆子，为自家3亩小麦施肥。

　　谈起粮食产量，杜大壮算了一笔账：1983年前后他们种田只依赖农家肥，即使风调雨顺，每亩小麦的产量也不会超过150公斤，那时很难想象如今小麦亩产量会达到500多公斤。他把这归功于化肥的使用。

　　1978年，他担任该村第八生产队队长，当时谁都不相信化肥的作用，化肥免费发下来都不肯用。为推广化肥，公社要求村、队干部带头使用，他就是同村最早用化肥的农民之一。

　　“说实话，当时我也不信，小麦生长过程中，村民常到我家地头看，都说长势不错，没想到当年我家小麦的亩产量比邻居的多140公斤……”村民杜诗畅说，“这激发了农民使用化肥的热情。”

　　可就在农民争相买化肥时，化肥却进入了“条子”时代。

　　“当时国家规定，农民买化肥与每户每年上缴的公粮、棉花等挂钩，根据上缴的多少来确定可买多少化肥，可到最后，农民连一粒平价化肥也弄不到。”杜大壮说。肥料去哪了？他也不知道。

　　时任开封化肥厂办公室主任的陈忠有说，当时“化肥风波”中抢得最凶的是尿素，这种肥料只有国内几家大的国企生产，很多是从苏联、罗马尼亚等国进口的。

　　“人们都拿着各级领导的批条，像赶集一样堵住化肥厂大门。”陈忠有说，“当时批条子的领导很多，上至地区领导，下至化工局、供销系统领导，每张批条至少要2吨化肥。他们拿着领导批条到化肥厂销售科换化肥票。

　　此事后经中央级媒体连续曝光后，引起省、市领导的重视，情况才有所改观，化肥的销售被供销社收回，由其统一分配。

　　“条子肥”背后的“官倒”

　　商报记者在开封采访时，陈忠有提到一个人——吴思，他说，吴思曾对此事进行了长达6年的跟踪采访。

　　4月25日下午，商报记者联系到了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的吴思。他介绍了那段时间对开封“化肥风波”的采访经过。

　　1983年4月，一封开封市的群众来信反映：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领导大量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关系户。关系户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就牟取了暴利。

　　在吴思印象中，这种事全国各地都有，但都没这位读者反映的数目大。

　　“我立刻邀同事王太、赵小华去调查。”吴思回忆说。

　　采访中，他们跑遍了化肥生产和销售链条上的每一环节。从最上层的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到开封农贸局，和下属的尉氏县几个公社和大队、基层的农户。

　　调查结果是：哪一层可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能批多少条子？圈子外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但内部人竟安之若素。

　　他们采访、调查近半个月，没见到一位承认买到平价化肥的农民。

　　当年6月14日，吴思等人采写的《开封地区层层批“条子肥”》在《中国农民报》(《农民日报》的前身)二版头条刊出，随后，《人民日报》对该报道全文转载。其中一句顺口溜反映了当时“条子肥”的盛行：“硝铵尿素，卖给干部；农民老冤，买点碳氨。”

　　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的“官倒”正是腐败的主要群体，但其根源就是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与“潜规则”

　　提到价格双轨制，它的出笼还有一段历史。

　　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时常会高出一到两倍，这给一些干部子弟和掌握紧缺重要生产资料的官员带来了倒买倒卖的机会。于是，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甘冒“投机倒把”罪赚取暴利的“倒爷”。而“化肥风波”中的“官倒”，只是当时“倒爷现象”的一个缩影。

　　吴思的报道刊发后，当时的商业部和中纪委下发通知，重申有关制度。几个月后，商业部和中纪委派联合调查组去开封调查处理“化肥风波”，吴思是调查组成员。

　　“当时，我跟着下去调查时，惊讶地发现，条子仍然在批。”吴思说，“当地政府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部门的上级领导，并没把我们的报道当回事。”

　　经“化肥风波”后，吴思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

　　“这个词是我杜撰的。当时我想过一些词来形容，例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吴思说，“直到1996年，我才觉得‘潜规则’这一词最贴切，这样‘潜规则’才算有了市场。”

　　吴思认为，“恰恰是……而不是……”这种句式可能比较偏激，但这么说至少有局部的事实作为依据。在政府的正式规定中，供应给农民的几乎都是平价化肥，它与农民以平价交售的棉花和小麦挂钩，所以也叫挂钩肥，然而，就是“挂钩肥”竟堂而皇之地从农民身边流失。

　　价格并轨终结“倒爷”时代

　　1989年3月12日，《人民日报》2版刊登了《谁批条谁倒卖，件件查清；重管理重监督，环环抓紧；河南整顿化肥市场》。

　　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出了五点具体意见。第一条就是彻查黑市中化肥的来源，把所有违反专营规定、利用职权批条子、送人情的问题查清，分别情况严肃处理，实行公开监督制度。之后，省委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撤职查办。从此，“条子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吴思跟踪采访此事长达6年时间，这期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而是基于大家都可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关系，有人钻了制度的空子，有人又利用了这个空子，这是制度的问题。不触动这个制度，即使将此事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将责任人撤职处分，也不过是扬汤止沸。

　　“其实，这就是后来人们见怪不怪的利用双轨制牟利问题，当然违反国家的正式规定，只是禁止不住。”吴思说，“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价格调节着市场，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事实上，“打击官倒”已经成为1989年廉政建设的一项任务，也是一句口号。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回忆说，当初为了铲除“官倒”，中央决定实行价格并轨，价格并轨后同种商品没有差价。只是当时的价格改革的条件不充分，造成一时的抢购风潮，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后来，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这一说法也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1987年9月17日发布实施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于今年2月被国务院法制办宣布废止。至此，投机倒把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之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经济制度，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在中国一般系指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在这种情况下，有政府部门或掌权的官员利用他们可以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并转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从中渔利，称为“官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