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涨价与中化难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日前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期间，深入到海南的乡村、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他与一位海南农民的对话让人们印象深刻。这位农民告诉总书记，“现在化肥价格上涨得比较快，柴油也不太好买。”总书记则诚恳地回答，“你提的这两条意见我都记住了。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农民兄弟解决这些困难，中央已经决定拿出200多亿补贴农民。”

　　总书记与农民的对话，蕴含着这样的信息：其一，目前化肥价格较快上涨，柴油供应紧张，农民压力不小；其二，政府财政对农民的补贴力度相当之大。这两条信息当然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如果有人称，公共财政对农民的补贴，因为化肥价格的上涨，实际上被化肥厂商“鲸吞”了，那么，两条信息之间存在着的联系就不那么简单了。

　　所谓化肥厂商间接“鲸吞”财政惠农补贴，正是最近几天来舆论的一个关注热点。位于化肥行业上游的钾肥价格的暴涨，使得控制着钾肥进口与分销环节的中化集团与中农集团成为舆论质疑的对象。与此相关，4月18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今年4月20日到9月30日间，将对出口化肥及部分化肥原料在现有税负基础上加征100%的特别出口关税。这个公告，被普遍解释为剑指钾肥。

　　本报今天的“热极”，对钾肥价格高涨伤农事件作了较详尽的追踪报道。这个事件涉及到农业直补政策，涉及到中化集团此类企业的垄断体制及其在企业逻辑之外的特殊使命，涉及到农民利益乃至农业安全的大问题，颇为复杂。如果简单地批判中化等企业的逐利冲动，并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所在。

　　从现象上看，因为化肥价格涨了，特别是钾肥价格从去年的1900元/吨涨至4500元/吨，涨幅很大，所以农民不堪重负。而从国内钾肥价格上涨的原因看，既有着国际钾肥市场的因素，也有着国内需求的刺激。从海外市场因素看，部分地区不同程度的粮食短缺危机，以及美元疲软等，推动了化肥价格的上扬。本报今天报道的俄罗斯限制化肥出口政策也是一个例证。由于钾肥对外依存度较高，故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同时，国内农业对钾肥的实际需求量在不断上升。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钾肥价格上扬成为一种必然。

　　钾肥价格上升幅度过大，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产成本，关乎国家在“三农”问题上相关政策的落实。因此，钾肥价格问题，便不纯然是一种农资产品简单的价格涨跌问题。事实上，我国目前实行农业直补政策，围绕着农资产品价格，实行的是严格的限价政策。这与成品油市场的价格问题颇为相似。

　　这样看来，舆论的靶子简单地落在中化这样的国有垄断央企身上，不能解决问题。在中化集团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这家企业对自己在农业领域的定位与使命有清楚的阐述。中化集团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全肥种、产供销一体化运作的化肥企业，还覆盖全国80%以上耕地的强大分销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中化自称为“保障国家农业安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国家队和主力军”——这意味着，中化同中石油等“巨无霸”能源企业一样，承担着国家赋予的“保障”使命。

　　与此同时，中化集团又的的确确是一家企业，旗下拥有多个在香港或A股上市的公众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必然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然遵循追求利润的商业逻辑。不难发现，中化的“保障”使命与其作为企业的逐利本能很容易发生冲突。在既定体制之下，我们很难说，中化的哪一种使命是对的，哪一种追求又是错的。

　　理论上，在价格机制无法市场化的情形下，有两种可以选择的办法。其一，实行更为严格的限价措施，使得中化在国内市场上钾肥的销售价格保持较低水平，也迫使其在海外市场上加强谈判能力，降低进口成本。但前提是，政府财政需对中化的政策性亏损作出补贴；其二，放开钾肥的供应价格，使得中化更遵循其商业逻辑，但同时，公共财政将对农民作更多的补贴。

　　目前，政府采用限价措施，但即便限价，中化也有动力从很少的弹性中寻找利润的空间。而这种寻找利润的动力，则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甚至被形容为“鲸吞”惠农补贴。中化的公众形象，将如同中石油和中石化一样，被指责为垄断企业“盘剥”公共利益的代表。但问题是，一个被赋予了双重使命的“非典型企业”，在一个尚未真正理顺的价格体制里，无论如何作为，都似乎难让各利益主体满意，这恐怕是症结所在。